需要感慨一下，好像The Killers真的是我写作的灵感muse，如果记忆没有欺骗我的话，很多次突然来临的表达欲，都是当他们在我的背景里澎湃的时候。
但这篇其实想写很久了，想来，美国旅行结束已经两月有余，我才开始抒发我对北美大陆的惊奇。
三月中下旬时，还是决定去一趟纽约。不仅因为那是我长久的向往，也因为有亲朋在，冲淡了长期在茧房里对‘安全‘的忌惮。
从曼城到纽约的飞机跨过大西洋，抵达JFK机场的时候正是夕阳一片，而也是在这一片粉红里，我第一次惊觉——美国和我想象中竟然完全不同。
这种不同是很奇怪的情绪。自认为看过很多美国电影的我，活在一种对美国的影像熟悉中，但事实上，从JFK到长岛的路上，我以为的、熟悉的那一面美国是不存在的。与之相反，我抵达的第一个小时里，一直在震惊于这里的宽大，一种过剩且傲慢的夸大。
走出电影进入真实世界，我看到的，是一种混杂着现实与虚幻的美国：一路堵车的长岛主干道、满眼巨大的SUV和皮卡们、消失的行人和飘扬的星条旗……美国作为领土面积巨大的发达国家的形象真的非常‘大叔’，且是有权力的那种。
我住在一个新建的三层木屋里。屋前是可以停下四辆车的草坪加空地，屋后更是一大片草木绿，而我住的房间，足有宿舍的三倍大。其他的生活用品也类似，都好像经由放大镜放大过一般，size剧增。长久生活在这里的人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尺寸，但对于我这个外国游客来说，这种‘巨大’与‘美国’二字之间互为表里。前者或许就是充盈、富足，以及傲慢、骄横的‘美国性’的来源。
我未曾打算定义什么是美国性，或许这个生造词只是我的stereotype的另种表达。但在美国的半个月里，我的确看到了一种不同东方大领土国家的爱国主义。和’种花家’这样的民族情绪不同，美国的‘想象共同体’似乎更具象，闪耀在到处都是的星条旗和棒球帽上。
直到离开长岛抵达曼哈顿，我才看到一种‘熟悉的’美国，回应我的影像记忆，一切都灵动起来。曼哈顿真的有独属一份的城市感官，同样是密集高耸（甚至尤其），这里却能完成对‘城市’二字的广泛定义，或者说符合人们对城市的所有想象，包括冷漠的、复杂的现代性格。这种想象自然不全是好的，比如那些一眼到头的道路，从1到10的命名，这些甚至愚蠢的鸟瞰设计，被聪明的一代纽约人重新利用街角与街头包装，完成了uptown、midtown和downtown的特色塑造，成为现在丰富也单一的纽约。
不过，我依然喜欢纽约，正如我喜欢所有充满复杂性的城市一样，它让我领略这个世界的尺度和立体，以及当中包含的并非不堪一击的真实。的确，地铁上永远都有酒鬼或流浪汉、永远都能碰到翻栏杆和逃票者、永远是不甚干净的街道、永远是不礼貌的路人——但这些的另一面，同样悉数并存。这个世界真的可以抵达没有这些负面的一天吗，我虽然保持朴素乐观主义，但我对这个答案也永远是否定。
我没有去自由女神脚下，而是去了她对面的Governor Island。那天是复活节，各色肤色的大人带着自己的小朋友纷纷涌入，小岛上的人山人海（相对于美国而言）我未曾预料，精致的亲子活动遍布岛上，使得我这样的独行客格格不入。而也就是在这里，我站在与自由女神直线距离百米的地方，真切地看到这座世界地标和另一侧重建起的WTC。
这个世界的自由到底是什么？美国没有告诉我答案。